智能手机并非毒药,但会放大部分青少年的脆弱|观点

摄影频道 · 11-12

  Candice Odgers写道: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年轻人可能会更容易在网上受到负面影响。

  2014年一项针对欧洲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中,46%为年龄在9至16岁之间的年轻人。

  来源:Drew Angerer/Getty

  去年,我接到一个愤怒的父亲打来的电话。他刚刚在报纸上读到我的研究,里面称一些青少年可能会从上网中受益。他大发雷霆,说他的孩子们以前积极参与家庭和教会活动,在吃饭时也会说个不停。而现在,随着青少年不断沉迷于手机,他们的已经迷失在了网络生活中。

  并非只有这位父亲持此意见。越来越多的人声称智能手机已经毁掉了一代人,又或者它们可能会让青少年感到孤独和抑郁。

  经过长达10年的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智能手机使用情况的跟踪调查后,我认为这一观点具有误导性。大多数年龄在11到19岁之间的年轻人(不同研究的年龄区间各异)在这个数码时代表现得很好。2016年,美国有84%的学生顺利从高中毕业。在过去的20年里,青少年中的怀孕、暴力、酗酒和吸烟等问题的发生均有所减少。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

  更多更好的数据至关重要。迄今为止,人们对数码设备会导致一代人的衰落这一担心并没有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然而,研究却表明,网上活动或许反映出、甚至恶化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缺陷。

  智能手机一代

  在美国,人们很小就开始使用手机。2015年,我和同事们调查了北卡罗来纳州公立学校的2100名儿童。在这一可能代表整个美国青少年的样本中,11岁孩子中的手机拥有比例为48%,而在14岁的孩子中高达85%(未发表数据;详见go.nature.com/2eeffku)。

  另一项同年进行的调查显示,13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花在屏幕媒体(从看电视或在线视频到在线阅读以及使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超过6.5小时,其中移动设备占了近一半时间。在其他地区的手机拥有和使用率也很高:2014年,一项针对欧洲7个国家的9至16岁青少年的调查显示,有46%的人拥有智能手机。

  随着数字技术使用的增加,年轻人从童年走向成年所需时间变得更长。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年轻人一直在推迟社会角色的转变,比如婚姻、生育和全职工作。

  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有所增加。在2004年至2014年间,12至17岁的美国女孩中报告经历抑郁症发作的比例增加了4%以上,达到17.3%。2014年,男孩中出现抑郁情况的比例为5.7%,自2004年以来上升了1.2%。从1999年起,美国的自杀率在每一个年龄组中都有所上升,青春期少女中增幅最大。其他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

  众多评论人士认为,年轻人对数字技术的使用的快速增长,正在加速甚至推动这些行为转变和心理健康趋势。事实上,就在上个月,投资者刚刚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对他们所看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作出回应,这些证据详细列出了数码设备和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负面影响。

  有利有弊

  数据说明了什么?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的调查显示,花更多时间上网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报告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但在当时,只有一小部分青少年能上网(在1995年,只有14%的美国成年人能上网),且他们大多数是在玩游戏或与聊天室里的陌生人聊天。而今天,超过90%的美国青少年每天都在上网,但他们大部分时候是在与他们有共同生活的朋友和家人交流。

  最近几项探讨人们的心理健康和他们使用数码技术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主要涉及大学生,而非青少年。这些研究得到的是一个混合了积极、消极和无效的结果,且所有结果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迄今为止,一项最大规模的研究是2017年对超过12万名英国青少年进行的研究。研究发现,心理健康和“适度”使用数码技术之间没有关联,同时报告了 “使用度高”的人受到了可测量但“很小”的负面影响(使用度水平是根据实证推导的拐点来定义的)。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上网实际上可以让年轻人受益。

  从2002年到2017年发表的36项研究表明,青少年会使用数字交流的方式分享亲密感、表达情感、安排见面和活动等以增进感情。2009年对1300多名儿童和青少年的一项纵向研究还显示,具有高质量社会关系(根据监护人对孩子与朋友、监护人、兄弟姐妹和教师之间关系的描述定义)的6至12岁儿童会在其长成12至18岁的青少年时更频繁地使用电子邮件、聊天或即时消息。其在青少年时期的线下友谊也更牢固,这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来确定的。

  一些实验对象在实验室里玩电脑游戏的实验性研究表明虚拟交流(例如给他们以前不认识的同伴发短信)可以帮助青少年在遭到社会拒绝(例如在某一游戏中被多个玩家排挤)之后重返社会。

  然而,数据也表明,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年轻人在网络上有着不同的经历。

  来自年收入不到3.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年龄在13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花大概4个小时看电视和在线视频。这大约是那些来自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青少年的两倍。总的来说,低收入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要多3个小时左右。

  2014年,对来自欧洲7个国家的3500名年龄在9至16岁的儿童的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父母更有可能“积极介入”孩子的网上活动。他们可能是通过交谈来建议孩子如何更安全地使用互联网,再或者参与其中,和孩子一起玩电脑游戏、观看视频或者发帖。

  一般来说,那些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更多逆境的青少年,似乎最有可能受到使用智能手机和其他数字设备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我们2015年北卡罗来纳州的调查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比相对富裕的同龄人更有可能报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经历导致了线下的肢体冲突、当面冲撞,或者在学校遇到麻烦(参见“社交媒体的溢出效应”)。有过受害经历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网上受到霸凌、诱惑和攻击。对那些有行为问题的人(比如课堂上注意力难以集中,或者有打架倾向)而言,更频繁地使用数字技术会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更多问题。

  来源:C. Odgers et al., Unpublished data

  过去10年进行的其他研究表明,线下生活不顺利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出现负面的在线体验。例如,本来就易受攻击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收到负面的反馈,他们难以找到正确的互联网使用方式,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潜伏”——即被动地观察他人,而不是主动地参与其中。

  “数字鸿沟”传统上指的是对新技术的可获取程度的差异。在许多国家,这种差距仍然存在,但都在缩小。在2015年的调查中,来自弱势家庭的10至15岁青少年中有92%能够使用互联网,而同龄的其他青少年中网络使用比例为97%。弱势家庭拥有移动设备所占比例为65%,其余则为69%。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是一种新的数字鸿沟:在线体验差异会放大本来脆弱的青少年所面临的风险。

  探索不平等

  一些人可能会反驳说,数字技术只是为现有问题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考虑到上述现象的出现,彻查青少年的在线体验如何以及是否会恶化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至关重要。我们还需寄希望于以证据为基础的方式,为所有年轻人提供积极的在线体验。

  这便需要在设计严谨的实验研究等多个方面取得进展。这很难办到,因为想要找到对照组——不上网的或者愿意将手机交出来的青少年实在很难。

  一种可能性是研究人员重点调查正处于过渡时期的青少年,这些孩子刚刚开始常规使用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的确,在进行针对年轻人行为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时,移动设备相当有用。

  心理状态可以直接从报告的信息中获得,也可以间接地从可穿戴设备收集的睡眠模式数据、Facebook或Twitter上的帖子、甚至是他们的短信中获得。

  例如,计算机科学家根据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和互动模式预测到抑郁症的发作。此外,移动技术可用于提供及时的干预和支持。2016年的一项元分析发现,通过移动设备提供的计算机辅助认知行为疗法等短暂干预,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且抑郁症和焦虑症症状缓解。

  实验的严密性需要普遍的研究方法,如用于评估不同环境下网络使用情况的标准化调查问卷。全球儿童在线研究工具包(Global Kids Online research toolki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同时调查人员应该能做到不断更新这些方法,以捕捉青少年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和数字技术使用习惯。

  已获得的数据也表明改变的必要性。神经学家、心理学家和儿科医生需要与那些从事人机交互的研究人员合作。2015年,在德国马尔巴赫城堡,雅各布斯基金会举办的儿童与青少年研究与干预技术会议,就主要集中于构建这类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还需要更多这样的机会。

  在建立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基础之前,那些关心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人必须不断质疑关于下一代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有可能让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对新技术为这个年龄组带来的潜在好处视而不见,甚至更糟的是:真正威胁精神健康和导致其他问题的决定因素却被忽视。

  英国《卫报》在2017年发表了一份由80多名科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签署的请愿书,呼吁出台基于证据而非恐惧的政策。它在媒体上对一边倒的对话提出了反对意见,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教育工作者、卫生专业人员、家长、研究人员和青少年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循证对话。

  熟悉的领域

  因为在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年轻人的线下缺陷来预测,我们现有的关于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知识对数字领域同样适用。例如,维护开放积极的父母-子女关系,父母参与到孩子的活动中,避免过度的限制或强制性的监控等策略,都将有助于青少年的成长,让他们在网络上也保持安全。

  主要的专业组织,如欧洲青少年研究协会、世界经济论坛和儿童发展研究协会,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最后,地方政府、科技公司和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是确保年轻人(包括最弱势群体)在网络上拥有平等机会的关键。

  社交媒体网站向监护人提供信息,以此来为青少年用户提供基本的保护。但是大多数安全协议都依赖于父母的倡导和积极调解以及对网络活动的监管,这可能会使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得不到保护。

  2017年12月,Facebook承诺提供10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媒体技术、青年发展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些资金的最佳用途可能便是为保护弱势青少年研发工具、筛选算法和外展策略。例如,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和临床专业知识来构建预测当前和未来心理健康问题的分类器,这样的筛选算法可以与即时干预措施一起使用。

  Facebook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方法来筛选自杀风险并从中不断获得进展,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科技公司、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已准备好迎接的挑战。

  成年人忧心于青少年平时都在干什么。电话、摇滚、漫画和爱情小说都会引起恐慌。作为一名家长,我很能理解。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是儿童,算法选择的内容的爆炸式增长尤其引起了人们对责任方和监管方的合理担忧。

  然而,数字世界根据安全、包容、促进和鼓励的原则设计,这要求我们抵制基于恐惧的反应。我们必须利用数据来理解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在网上的不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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